2016年5月20日，我在深圳讲完课，购买国航CA1368次航班回北京。因为这几日南方天气不好，所以在出发前又在网上确认了一下航班信息，显示航班正常。下午两点多起飞，我大约一点到了深圳机场，经过安检到了登机门口时吃了一惊。现场有几百名候机人员因天气原因被滞留在23号登机口前。经询问才得知，在我这趟航班之前，已经有七八次航班均未能成行，深圳和南方雷暴天气将我们这七八班的乘客就这样留在了23号登机口门前，在我的航班延迟一小时后，才发布了该趟航班延迟的信息。
在开始的两个小时，候机人群是比较稳定的，特别是机场服务人员特地送来了午餐和水，现场也安排了三四个工作人员不厌其烦的为大家解答。候机人群表现各异，分成了几大群落：一群印度等南亚乘客最为洒脱，他们坐在地下打起了扑克；十几个业务比较繁忙的人打着电话，谈着生意；手机充电桩傍边始终围绕一群手机族，边充电边刷着微信；服务台前也聚集了几个人，他们一直询问何时能登机、是否有赔偿之类的话题；更多的人则静静的坐在附近，看着书和手机。总体上讲，即便是如此大规模的飞机延误，但乘客们的情绪稳定还算稳定。
事情在傍晚五点多的时候发生了变化，起因是机场广播让本来三点半登机的人上飞机，这下可惹怒了那些九点多、十点多和十一点多就已经等在这里的人们。首先，有两个人到服务台高声质问服务人员，为何让后来的人先走；然后，又有人开始高声发表“演说”，号召候机人群一起前来“维权”；再然后，人群中各种“南航”“国航”阴谋论、机场制度批评论、甚至机组人员迟到论等小道消息开始四处传播；最后，数百人聚集在服务站门口开始高声喧哗，更有甚者试图冲击登机口。
据我观察，深圳机场服务人员尽到了最大服务义务，始终不断的、耐心的给予人群解释，新鲜的晚餐和饮用水也源源不断的送到。之所以让三点半的南航乘客先走，是因为符合最高效率的输送原则，总不能来回更换靠岸的飞机来满足表面的“公平”吧，若如此的话，必然导致更多的乘客用更长的时间来登机，损害的还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人员苦口婆心的讲来讲去，连我这样靠边喝茶的人都听明白了，但领头闹事者却依旧不依不饶，最后，还惊动了机场保安前来维护秩序。连之前开心玩牌印度人也被惊动了，也派代表来咨询为何后来者先走的情况。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机场有几个选择，一是，严格按照先来者先走的原则；二是，协同各登机口让延迟旅客一并登机；三是，按照效率和安全原则，让已经靠岸完成准备的飞机先走。若按照第一个原则，保证了形式公平，但却严重损害了效率，同理，第二个原则涉及到七八个航班，需要七八个登机口配合，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从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角度讲，第三个原则是最好的，也是符合航空法和机场制度的通行法则。不过，第三个原则的评定过程和标准是非常专业的，普通乘客无法理解，中国儒家和道家一直就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维，他们坚持的公平原则，到头来反倒害了候机人员整体的公平性。果不其然，在这群维权者的呐喊声中，机场管理者和机组人员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前来解释，将本来能整体提前的登机工作又向后推了一个小时之久。
大约六点多钟，广播中终于播放了九点多和十点多那部分乘客的登机信息，这群人一下子高兴起来，吹着口哨，以胜利者的身份呼啸着开始登机。登机前，他们还特地嘱咐我们这些两点多的乘客：“必须出来闹闹，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
他们这下把问题抛向了我们这些本来耐心等待的人群，出了一道博弈难题。一方面，“闹闹”才能提前走的结果似乎摆在了我们两点钟起飞的人面前，我们若是不闹，可能下一班飞机还不会是我们的。另一方面，还有一群一点钟起飞的人也在担心，若是他们不闹，机场会不会让后面两点钟起飞的人先走，或者若是两点钟起飞的人闹的话，一点钟起飞的人就可能被延后。如此一来，闹与不闹，似乎成为关系到大家能否即早上飞机的要件。
冷静下来想一想，机场调度自有规则，机场滞留不是管理者的初衷，天气原因的延误后果是任何人都没法预计的。要尽快解决滞留问题，应该是乘客、机组和机场共同的追求，若你闹、我闹、大家闹，则必然耽误正常的调度工作，机组人员还需要不断的出来解释，反倒大家都走不了。好在我们两点钟这一班乘客都很冷静，大家都在静静等待。我身旁一名医生讲，机场闹机很像医闹，用群众运动和违法行为去追求所谓的公平，本身就是对他们权益的蔑视和公共利益的损害。我也同样认为，发泄式狂欢不是维权，反倒是添乱，不遵守法定秩序的咆哮，不听解释的小道消息和煽动，让机场秩序受损，最后谁也走不快。
半个小时后，我们换到15登机口后，顺利登机。在飞机上，机组人员一再道歉和解释，我们闭上眼睛开始回家之路，机组人员则继续为我们端茶倒水。机组人员和机场地勤实属不易，他们为我们保证安全，组织运力，协调路线，沟通调度，说到底都是我们乘客一条线上的自己人，为何非要将彼此对立，靠群起攻之和咆哮式怒吼去处理关系？
我在等飞机的时候，一直在看朋友圈，雷洋事件依旧在发酵，目前阶段已经到了检察院进入调查，家属提起诉讼和等待尸检结果阶段。我一直在想，雷洋事件的舆论作用与今天的机场延误有几分类似。雷洋案的风起云涌不单在于网民舆情推动，还在于政府对该案的调查决心和信息公开程度。司法公开、执法为民不单单是网民们的要求和期待，也是政府的一贯主张和司法改革的初衷。特别是十八大之后，有多少冤假错案得到公开的纠正，这些都是老百姓亲眼看到的事情，在司法公开公平和公正方面，决不存在政府“护短”。实践中，越是对冤假错案的纠错力度，越能反映出社会对法治的追求和进步。可以说，在司法改革、信息公开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角度上，政府和群众的关切点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为何不能更理性的对待这类事件，去给政府一点调查的时间，非要用网络“大字报”、群众运动式咆哮来表达呢？
说到底，法治精神不是群众运动，也不能依靠这种舆情式办案。真相只有一个，既不能先入为主，在调查结论出来前就上纲上线的进行定论，也不能道听途说，用小道消息来代替科学的调查结论。如同这次登机延迟一样，因为权威消息源的缺失，导致小道消息、阴谋论四起，即便后来乘客都上了飞机，乘机信息发布和机场制度的权威性也会得到质疑。习总书记曾多次指出，权威媒体和权威机关要有“首发”精神，要在事件上升为大舆论之前尽快发布准确、权威和科学的信息源。我乘坐的CA1368次航班，直到延迟起飞一小时后，才公布了延迟的消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雷洋事件也是如此，事件刚发酵之时，缺乏权威和中立机关的及时介入调查，才导致后面舆情的持高不下。
雷洋事件的结果到底如何，能够反映出我国法治的进步程度。同时，在最后调查结论出来之前，公众的持续关注可以促进司法公开和公平，不过，关注和传播事件本身，不等于咆哮式发泄，也不等于无中生有的传播扩散“小道消息”。网络围观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法治进程，但一叶障目的选择性相信、小道消息和群众运动式声讨，则会害了我们来之不易的法治进程。（转自“互联网胡萝卜”微信，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