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吴建民
吴建民大使因车祸不幸去世令人惋惜，外交部也发布微博称：吴大使的去世是中国外交界的重大损失。我们不愿再反复拿吴大使的死来进行消费，但近日有部分媒体将吴先生去世的主要原因归咎于航班延误，作为从业十年的资深民航人，我觉得有必要说些什么了。
据了解，吴先生本来要乘坐的航班应该在12点多抵达武汉，但航班延误了两三个小时，凌晨四点的时候，在武汉的一个隧道口，他所乘坐的车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他和车上的另一名武汉大学的教授不幸离世。
白岩松老师在20号的《新闻1+1》中表示 ：“我们再去做一个假设，如果没有飞机延误这样一种背景的话，也许这样的事情是可以避免的。”在节目中白岩松做了一个假设，“吴建民大使本来要坐的飞机，应该是12点多到武汉。假如要是12点多到武汉，有这样两个因素一定是可以改变的，第一个司机不至于等待那么长时间，变得很疲劳。第二个尤其重要的是，星期五晚上一直到星期六，晚上12点多到1点进城的时候，在城里头隧道里的车应该还会比较多，还会比较多的情况那就是你车开不出速度来，开不出速度来出车祸依然是可能的，但是不会出现大的恶性的这种车祸，因此如果没有飞机延误这样一种背景的话，也许这样的事情是可以避免的。但这一切都是假设，假设就意味着它已经发生了，无可弥补了。”
界面新闻在《谁该为吴建民大使车祸事件负责？》一文中指出，“从目前公布的材料，可能有两个原因叠加导致了吴建民大使飞机晚点”，可归纳为1.首都机场一贯以晚点着称，从首都机场起飞的飞机能准点起飞的少之又少。2.吴建民大使乘坐的航空公司——东方航空公司又是国内航空公司中以准点率较差的公司。这两个原因叠加在一起导致吴建民大使飞机晚点。
光明网评论员也撰文认为，“因航班晚点，致接机‘司机一直守在机场没有睡，导致疲劳驾驶’而出车祸，使吴建民因此意外亡故。”
我国民航延误问题就像每个城市的堵车问题一样病入膏肓，严重到旅客都生无可恋，严重到民航人也累觉不爱，央视也曾一而再再而三的公开讨论这个问题，可讨论完讨论去，没个结果，航班延误愈演愈烈，百姓意见越来越大。问题就摆在我们所有人眼前，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可然后呢？谁去做？怎么做？
目前的情况来看
无解
你们说东航和首都机场是杀死吴大使的间接元凶，我觉得这个命题有些片面。
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命题？
假如人类没有发明汽车和飞机，悲剧也不会发生？
假如马路中间没有坚硬的隔离墩，悲剧也不会发生？
假如吴大使的秘书给他买了高铁票或是早些的航班，悲剧也不会发生？
假如接站的单位看到吴大使的航班正点落地时刻是半夜12点以后，提前提醒司机安排白天休息，防止疲劳驾驶，悲剧也不会发生？
假如吴大使在汽车后排就座时系好了安全带，悲剧也不会发生？
假如白岩松老师在那天恰好邀请吴大使来做一档节目，悲剧也不会发生？
然而没有那么多假如
吴大使不幸摊上了比中奖概率还要低的事故
综上，请问谁是凶手？
1、发明汽车的卡尔·本茨
2、发明飞机的莱克兄弟
3、安装隔离墩的交管部门
4、给吴大使安排半夜行程买机票的秘书或其他人
5、没安排司机白天休息的主管领导
6、没有提醒吴大使系好后排安全带的司机以及吴大使自己
7、白老师
不想替中国民航狡辩或是诡辩什么，白岩松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师，我把他视为传媒界的意见领袖。我相信白老师和广大旅客以及广大民航人一样，都是长期受到航班延误摧残身心的“受害者”。历史上空难事故导致的死伤者再多，也没人会借此吐槽延误，借这起名人车祸揭开航班延误的伤疤反而能带来更大的社会关注度，给有关部门解决延误问题形成舆论压力。我觉得白老师利用这个新闻把航班延误拿出来做文章，自有他的高明考虑（请白老师原谅我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作为白老师的粉丝，《幸福了吗》《痛并快乐着》我都拜读过， 近期出版的《白说》里面第三部分“沟通—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中，白老师的一句话也让我很受打动，这句话是这么讲的：“传媒也好，执政者也好，执行者也好，如果依然热衷于天天在那儿谈方向，从不提供方法，好的方向怎么实现呢？”
那，我们就借着这个话题，不谈方向，谈谈方法吧。
先说安全
在新闻中，白岩松老师考虑到了司机的长时间等待导致的疲劳驾驶问题，可长时间的延误导致机组人员的疲劳驾驶以及空管人员的疲劳作业是不是更应该获得人们关注？机组飞行超时问题，非法占用休息期问题，现在全国航空公司几乎都在打擦边球，空勤人员敢怒不敢言，曾经还发生过机长连续超时飞行向局方举报公司反遭打击报复的事件。假如有一天满天的飞行员都在疲劳驾驶，当满天的乘务员安全员都疲惫不堪无法正常履行安全职责，指挥飞机的空管人员都累得睁不开眼，是不是比这场地面事故更加可怕？马上就要迎来民航生产旺季了，这类问题又要开始频繁上演。这里我还没细谈机务人员、安检人员等岗位的超时疲劳作业问题，真的是细思极恐。
解决方法：民航局监管部门坚持有法必依有章必循，在全行业检查空勤人员超时飞行问题和非法占用休息期的问题，以及空管、机务、安检等关键岗位的疲劳管理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谁占用空勤休息期就削减谁家的航班。你不敢保证关键安全岗位人员的休息，我就不敢保证飞行安全和空防安全。
再说正点
作为民航人，经历的航班延误比一个常年坐飞机的白金卡钻石卡绝对要多的多的多，我们一年绕地球不知飞多少圈，但延误在地面的时候一分钱补助都没有。航班延误了，你们旅客可以闹赔偿，我们又跟谁要赔偿呢？不但在地面延误是白干活，还要面对各种指责刁难谩骂甚至殴打，精神压力、劳动量是在空中工作的好几倍，人身安全还经常遭遇威胁。东方航空董事长刘绍勇曾对媒体说，中国民航去年有2.9亿多人次旅客乘坐飞机出行，航班正点率不到80%，意味着超过20%的旅客遭受了航班延误。东航去年运输了近7000万旅客，60多万个航班，每延误1分钟，公司增加成本1000多元。这只是直接成本支出，还不包括后续对旅客服务和赔偿等的成本支出。在航班延误中，航空公司和旅客都是受害者。” 所以，民航人对航班延误的态度绝对是恨得咬牙切齿，甚至比旅客还要恨。欢迎白老师有机会采访一线民航人，他们对延误的焦虑无奈担忧害怕绝对颠覆你的想象。
有人说“航空管制”这个理由已经没人相信了，或许很多人不知道航空管制是个什么鬼，但城市交通堵塞你们应该都体验过，车多了，马路的建设跟不上了，不管你是什么公交出租私家车警车，统统很平等的堵在路上动弹不得，哪怕交警出来指挥，所有车也只能乖乖排队，什么大神也解决不了。怪谁？百姓出行需求超出了国家保障能力，车辆增速远远超过城市道路建设增速，你们都选择坐飞机出行这没有错，但你们可能不知道头顶上看似无限大的蓝天，只有可怜的2成可以让民航客机通行，80%的空域都由军方管控。而在美国，民航空域的接近90%，空军只控制狭窄的走廊或远离繁忙的空港中心的空域，京沪广地区每年以10%的增速增加航班量，但给你的空域还是这一亩三分地，正点率怎么跟人家比？ 当各方都把航班延误赖到航空公司或机场、空管的头上时，没有人去深入发掘航班延误的潜在原因是民航空域严重不足。堵车了，怎么没人在公交车上闹事？没人找出租车索赔？没人责怪交警？民航也是公共交通行业，对此民航人感到很不平衡。
解决方法：中国的国防情况与美国不一样，美国相邻国家一南一北一共2个，又有两大洋做天然屏障，而中国有14个陆上邻国，6个海上邻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美国的空域开放方式肯定不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防建设需求。在国家安全面前，航班延误只能算作必须付出的极小代价，这一点我们媒体是不是应该多多宣传，减少误解，加强理解，相信老百姓大都是通情达理的爱国公民。不过也希望政府部门和军方多多沟通，军演和训练时是否能尽量减少占用繁忙空域，是否能向城市潮汐车道的概念一样，在生产旺季和航班高峰期把军方控制的80%空域中开放出20%~30%让老百姓加快通行，航班淡季和低流量期再把这段空域收回来继续搞训练，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多好！这是我的一个设想，不知是否可行。恳请有关部门研究研究。
最后谈服务
民航局冯局长提出民航要坚持“真情服务”的底线，对航空旅客和对民航员工都要努力付出真情，我作为一个普通一线民航人也十分认同这种提法。我认为对中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要求，真情服务就是民航行业的供给侧改革。现在的中国民航的确需要真情，真情服务不是卑躬屈膝的奴性服务，不是无限高端的奢靡竞赛，我们的飞行安全、我们的航班正点、以及提供保障的各种人力物力软件硬件的总和，这些归根到底都是民航服务，包安全包正点包舒适，这样的“三包”政策是民航真情服务落地的关键所在。对于加强民航安全，我们有没有用真情去改善民航安全关键岗位员工的生存状态？有没有用真情去建立更加合情合理接地气顺民心的民航法律法规规章？对于提高正点率，我们有没有从真情的角度去思考改进延误时旅客信息沟通的有效办法？有没有从根源上努力挖掘除了狠罚航空公司和机场以外提高航班正点率的其它途径？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
解决方法：如果民航高层决策者、管理者不愿以真情去解决员工的困境，不愿以真情去面对旅客的困惑，不愿以真情去探索“真情服务”理念的真正内涵和解决之道。那么未来或许类似“吴建民事件”会继续不断涌现，针对中国民航更多的吐槽、更多的不满、更多的矛盾、更多的不安全事件，会让民航的伤疤难以愈合。想要从民航大国转变成民航强国的目标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白岩松老师
正如您所言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没有人想延误
每个民航人都在为了安全和正点而努力着
请帮帮民航人
让老百姓了解更多真相
让全社会理解支持民航
好么
谢谢您
缅怀吴建民大使
安息
图：6月18日凌晨，吴建民大使在应邀赴武汉大学讲学途中遭遇车祸，不幸身亡，终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