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估：让数据自己去说话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航大学副校长吴仁彪
推动教育的管办评分离，这是我们国家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航大学副校长吴仁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目前社会评价官方色彩比较重。建议由政府搭建统一的信息收集与公开平台，公开数据，交由社会第三方评价，最好是多家评价机构同时做，这样避免评估指标体系成为指挥棒。
推进“管办评”分离，如何构建更科学的评估体系
记者：今天很荣幸地邀请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航大学副校长吴仁彪来到中国教育报刊社“两会E政录”演播厅。吴校长一直倡导社会评估，让大数据自己去说话，在您看来推进“管办评”分离，如何构建更科学的评估体系？
吴仁彪：实行“管办评”分离是我国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政府管学，学校办学,社会评学。过去政府存在要么管得太多而越位或错位,要么缺位，高校自主权比较少，社会监督这块作用发挥得也不是很好。现在有好的机会，教育部正在推动大学章程的制定和审核，这是给各个学校将来简政放权后怎么样搞好内部治理定一个小宪法。与此同时,教育部也正在推动信息公开制度，要建立信息平台做伴随式的数据采集。这都是为下一步让社会参与教育监督与评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数据采好后要统一公开，由社会去评估。如果教育部及其下属单位主导评估，由于官方色彩较重，就很容易成为指挥棒，让各个学校都“对标发展”，结果让所有学校都搞得没有特色，出现同质化。这也与国家正在推动的大数据发展战略相一致。
最近国家提出“双一流”战略，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全国上下高度关注，各个省市也纷纷提出了自己“双一流”的建设目标，这中间很关键的问题怎样评谁是一流，谁不是一流，评估就很关键了，所以解决好这个问题刻不容缓。
如何让社会更多地来参与教育的治理和评价
记者：评估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挥棒，我们知道推进管办评分离目标就是要推进政府、学校和社会的新型关系的构建，您觉得在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学校、政府和社会的关系逐步理顺的情况下，如何让社会更多地来参与教育的治理和评价？
吴仁彪：先讲一个例子。今年春节我到珠海参观了国内一个民办学校，吉林大学珠海分校，看到他们图书馆特别高大，校方说教育部有规定，生均面积要多少，生均纸质图书要多少（信息化时代尤显不合理），这些事听得比较多了，包括也听了政府都要管到每个学校进多少人，怎么进人，招多少学生，很多事政府的确过去管得太多、太细、太死。现在政府主要是首先指导好各个学校制定好自己的宪法（大学章程）和内部治理体系，然后应该简政放权，下放权力，以宏观管理为主。与此同时，政府要搭建平台，收集数据，公开数据，让社会参与监督与评价。
从学校自身来讲，政府简政放权后怎么样保证不乱，当然应该按照教育部核准的章程办事，发挥学术委员会、教代会等各类委员会的作用，加强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其中很重要的手段也要善于利用大数据，推行基于数据驱动的管理，这会发现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我到学校一个学院调研的时候，学院领导给我说，他们学院签约率没有其他学院高，因为女孩太多，能不能以后让他们少招女孩。我说你们把男生女生签约情况分别统计一下，结果发现女生签约率比男生高，其实问题找错了，应该抓的是男生的学风。
在教育部方面，同时要建平台来采集和公开数据，公布数据以后，社会自然就会监督它。比如去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公布预算以后，社会就纷纷分析每个学校的绩效情况，钱都花到哪里去了，这就是社会监督。民航航班延误治理美国有一招，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行数据公开，政府公开了民航运行数据。过不久第三方免费开发了一个软件（flyontime），能够分析每个航班平均延误多少，包括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平均延误多少，该网站很受欢迎，其作用相当于引导旅客用脚投票，你延误多旅客不买你票。希望把类似的思路引到让社会参与高校监督与评估上来。
有件事我还想特别提一下。如前所述，政府管理学校通常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的学校，往往会是越位、错位较多，缺位较少。但是现在有一个盲区，就是其他中央部委直接管理的30几所高校。将来教育部下放权力以后，很多权力下放到地方统筹了，这些学校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是管理缺位可能导致的边缘化问题。中编办在给这些部委核定编制的时候，往往只设人事科教司。一个行业的人事工作很繁杂，是大头，结果人事科教司里管教育和科技的往往就几个人。如果到地方则有教委、科委、人事局相对应的三个厅局级单位，这些中央部委管理的直属高校往往会出现缺位现象，因为除了人少之外，教育工作一般也难以放到行业管理很重要的位置。我建议凡是中央部委直管的学校要全面推行教育部、中央部委和地方共建机制，弥补缺位情况。此外，希望中编办对于有直属高校的部委建议专门设教育司或者教育科教司，有人专门主管教育。我对此体会非常深，因为我们是中央部委直属院校，民航系统五个大学只有一个培训教育处5个人来管理。
当前教育评价有哪些特点
记者：您的这两个建议都是非常有针对性，也有很强的操作性。教育部有一个《关于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里头有一条支持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规范开展教育评价，您认为当前教育评价有哪些特点，下一步怎么进行科学和规范的评价？
吴仁彪：我们现在评价是双轨的，一种是政府或其下属机构主导的，比如高校学科水平评估，这既影响某个学校的生源质量，也会对其获取各类资源有重大影响，这种评估官方色彩比较重。另一种是社会上的各类评估。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两个评估严重不对称。政府评估由于数据比较多，做得相对较准，但负面作用也恰恰来自于其权威性导致的指挥棒效应。社会上有些评估很不靠谱，以某评估机构对我校的评估结果为例。我们学校一个专业已经停办八年之久，结果排名还不断攀升。我们过去不办飞行专业，刚办飞行专业就评到全国第一名，这几年越办越好反而排到第二。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是国内专门搞飞行员培养的院校，我们刚办的时候肯定水平不会比它好。这种问题的出现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本身数据资源有限导致的评估不准，二是做事不认真，三是经常听说的可能存在的评估腐败。
所以，我非常赞同教育部说的要规范评估，政府可以监督。建议政府统一采集数据，公开数据，再支持三家以上社会机构来评，不同的评估机构由于评估指标体系不一样导致排名不一样很正常，每个学校在国际几个评估机构的排名都不一样，这样反而是让大家既在意又不要太在意。评估指标体系就很难发挥指挥棒的作用。为什么说要三家以上呢？现在政府采购都公开招标，只有三家以上竞标才能开标。三家之间可以彼此交叉验证，由于有竞争，能够防止评估中的腐败。如果一家评的很高，其他几家评得很低，就说明你可能有问题。这里的核心是政府要加强监管，但是要淡出评估，不要搞政府官方授权之类的东西。
如何让大数据成为一种生动的话语体系
记者：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您认为首先是要多元化评估，比如三家以上评估，这样可以让大家既重视又不要太重视，不让某家的评估指标体系成为是唯一的指挥棒。第二，构建大数据平台，让数据自己去说话。如何让大数据成为一种生动的话语体系，如何让它从枯燥的数字变成引导大家去思考学校办学层次和办学水平的风向标？
吴仁彪：现在国家非常重视大数据的发展，大数据已经列入“十三五”重大工程项目，国家已经制订了将来公开数据的计划，并将启动数据公开的立法工作。现在无论是推动基于数据公开的政府管学校和社会评学校，还是推动基于数据驱动的学校内部治理，都是到时候了。数据公开以后，政府甚至不用掏钱社会上就会有人干，就像我刚才说的美国航班延误治理软件就是社会免费开发的。（作者：中国高等教育杂志社 唐景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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