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下，扩内需成为必然选择，由于房地产投资增速预期要回落，拉动基建投资以实现稳投资或稳增长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推理。但基建投资作为一种逆周期的调控工具，已经用了10多年了，且不说边际效应递减，其对全社会债务的增长也不容忽视。因此，本文讨论的是如何选择扩内需的更合适路径。
国内有10亿人还没有坐过飞机
由于职业原因经常要坐飞机。每当机场人山人海的时候，感觉似乎中国人都去机场了。但这种感觉实际是被假象所迷惑，因为中国有13.9亿人口，而我们所观察的样本通常小得可怜。
SabreMarket Intelligence的数据分析显示，2017年，持有中国民航局的航空运营商许可证的航司共搭载乘客5.89亿人次，2018年应该超过6亿人次。
但6亿人次对应多少搭载过飞机的人呢?肯定不会超过2亿，第一，做飞机旅行通常会有来回，即有去有回，假设平均三个坐飞机的人中有两个是来回的，那么，2亿人坐飞机就会产生3.3亿人次的乘机记录;第二，6亿人次中应该有相当一部人是多次往返乘飞机的，如本人在2018年乘飞机的次数就超过80次;第三，国内航空公司的乘客中还包含一部分境外乘客。
例如，2017年，美国航司国内国际航线共运送旅客9.65亿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周转量2.234亿人次，国内航线7.416亿人次。美国人口只有3.2亿，乘机人次是美国人口数量的3倍。可见，乘机人次与人数之间存在很大的倍数关系。
2012年的时候，东方航空董事长曾以“3/4的国人没有坐过飞机”来表明航空业无限的市场潜力。时至今日，这一比重应该有所下降，但即便降至2/3，也有9亿多人没有坐过飞机。因为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且国内居民的收入差距，因此，我估计乘机人次高增长主要的因素还是来自高收入阶层的贡献，而非人数增长的贡献。
以国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分布为例，看似国内机场吞吐总量保持了高速增长，但若观察一下细分数据，分化实在太大。在国内229个机场中，只有32个年吞吐量千万级别的机场，就占据了全部旅客吞吐量约78.5%，而年吞吐量在300万以下的机场多达179个，只占全部旅客吞吐总量的8.9%。
80%的国内机场，只贡献不足10%的乘客吞吐量，那些处于尾部的小机场，年乘客数量接近零。一方面是10亿左右的国人从没有坐过飞机，另一方面则是80%的国内机场吞吐量不足，面临产能过剩的窘境。其背后的原因，则是收入差距大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
国内至少5亿人还未用上马桶
2017年我国去日本的人次达到735万，日本成为中国第二大出口旅游地，其中不少人去日本会买电饭煲和马桶盖(智能坐便器)。但是，马桶盖抢购的背后，是否说明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十分强劲，需求不能被满足呢?
我认为并非如此，不妨先研究一下国内马桶的普及率有多高。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末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使用水冲式卫生厕所的8339万户，占36.2%;使用水冲式非卫生厕所的721万户，占3.1%;使用卫生旱厕的2859万户，占12.4%;使用普通旱厕的10639万户，占46.2%;无厕所的469万户，占2.0%。
也就是说，有水冲式卫生厕所的家庭农村总户数的比重为36.2%，假设到2018年末，该数据提高到40%，则农村仍有约对应3.4亿人的家庭没有用上抽水/冲水马桶。
那么，城镇的情况又如何呢?国家统计局公布过2017年全国有卫生厕所家庭的比重为71.7%，如果简单乘以人口总额，则2017年仍有近4亿人没有用上卫生厕所。
但卫生厕所还包含卫生旱厕，由于没有找到城镇居民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的官方数据，但根据中金公司最近一份报告测算(《中国住房空置率很高吗?》)，“城镇存量房中26%的住房无独立抽水/冲水卫生间设施”，假设城镇按20%的较高空置率计算，则城镇没有用上冲水式卫生厕所的人口为1.7亿(13.9亿乘以59%的城镇化率，再乘以26%，乘以80%)。
因此，把农村及城镇没有用上冲水式卫生厕所的人口加总，其总数超过5亿人口，这应该是一个偏保守的估算。
其实，抽水/冲水式马桶又可以分为坐便器和蹲便器，农村大部分家庭用的是蹲便器，那是没有马桶盖的。因此，还可以非常保守地估算，中国至少有超过6亿人口迄今还未使用带有马桶盖的坐便器，故潜在需求还是非常大，远远超过对智能马桶的潜在需求。
扩内需应围绕着10亿人展开
上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尚有10亿人口没有坐过飞机，而且其中至少一半人的家庭迄今没有用上有抽水马桶。这一方面反映了国内的潜在消费需求还非常大，如果这方面内需能够得到满足，那就根本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几乎绝大部分传统产业都可以开足马力去生产。
但另一方面，从机场利用率的不足和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严重这一现实问题来看，我国实际上存在较为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当今全球也是一样，潜在需求很足，但具有现实价值的有效需求不足。
过去10多年来，中国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此外，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可以使纳税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将由现在的44%降至15%，也就是把过去1.8亿左右纳税人减少至为6400万人，将减少约1.23亿人。
也就是说，中国相对富有的和相对贫困的10%左右的人口得到了关爱，包括当下各地纷纷成立的纾困基金，也体现了政府对民营企业主的关爱，但这些年来，剩下的10多亿中低收入人口直接受益于政策倾斜案例的似乎不多。
考虑到购买力平价因素，国内城镇中等偏上收入以上的3.16亿人的收入水平已接近韩国的平均水平，但人口规模接近美国。这部分人口在2017年之前，主导了中国的消费升级，但2018年以来，消费增速受收入影响，已经大幅下降。
所以，今后要扩内需，应该围绕着处在中低收入水平的10亿左右居民中展开。因为他们才是拉动中国内需的最大主力。
扩大内需无非是两种路径，一是追加投资，二是扩大消费。投资主要分为三类，即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但基建投资持续高增长已经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率过高，而刺激房地产投资在过去屡试不爽，导致的结果是居民部门杠杆率过高，已经影响到消费，而房地产公司也面临资金收紧和销售不畅导致的流动性压力。
一般估计，2019年房地产投资增速降至5%以下，基建投资增速难超10%，制造业投资增速略有回落，这样的话，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依然有所回落。事实上，近五年来，我国投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已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已经太高了。
有人认为，我国可以增加在信息技术产业或各种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来拉动内需，这当然没有错。
问题在于，中国经济结构是以传统经济为主的，新旧动能转换是长期过程，当前新旧之间大约是2：8的关系，增加新领域的投资固然是应该的，且目前新兴产业投资增速已经很快了，如2017年我国在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增速达到16%，2018年增速虽然还保持两位数，但已有所回落，说明新动能的“能量”还嫌不足。
因此，鉴于上述分析，扩内需重点应该是扩大10亿人的消费需求。但问题在于，如果不能增加这10亿人的收入水平，如何来扩大他们的消费规模呢?
我认为可以用两个途径来扩消费，一是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直接增加这10亿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二是通过提高这10亿人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间接增加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中低阶层的收入总量。当前经济增速下行，部分企业裁员导致社会就业压力加大，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增加在民生领域的投入，来增加就业机会。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服务的需求量会不断上升，如养老产业实际上和教育产业一样，不可能企业通过商业化运作就能覆盖，肯定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
第二，继续加大减税幅度，并下调企业的社保费率，减轻企业负担，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
第三，压缩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费用支出，目前尽管没有确切的数据反映我国政府的行政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但鉴于庞大的行政机构和公务员规模，我估算在两位数水平，但一般国家都在10%以下。应该通过减少部门和人员的方式，进一步压缩行政费用，增加民生支出。
第四，通过发放购物券等方式，定向补贴给中低收入家庭，如当年的“家电下乡”就是补贴农民、刺激消费的方式。中国传统的扶贫思维是“授人以渔”，但实际执行结果却往往导致了低效率和不公平，而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局则采取直接给民众发钱的方式，“授人以鱼”，反而能够体现公平，促进消费。
此外，通过提高这10亿人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实际上也能够起到间接增加居民收入的作用，更有底气地提高消费比重。这当然先要补足社保资金的缺口，然后再追加投入。可以采取的办法是增加财政对社保的补贴，或者扩大国资无偿划转社保的范围和规模。
如果中低收入阶层在养老和医保方面的后顾之忧能够基本消除，则边际消费倾向就会大大提高。
上述举措如果能实施且有效率，则取决于两方面，一是政府如何扩大支出的规模和比重，二是如何有效推进与之相关的改革。
我认为政府完全具备加杠杆的条件和能力。尽管大家争议地方政府的债务很沉重、实际杠杆率很高了。但是，地方政府是有资产的，主要包含四大类资产：国有资产、行政资产、土地和自然资源;此外，中央政府的资产规模同样很大，如有那么多规模庞大的央企，还有其他可观的资产，且杠杆率水平非常低(目前20%左右)，故加杠杆的空间更大。
而发达经济体的大部分资产早已被私有化了，是典型的小政府和穷政府。既然我国的国有资产规模如此之大，应该可以通过抵押、减持、变现等方式来获得融资和收入。
在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未富先老的严峻局势下，未来政府部门杠杆率水平势必会越来越高，这也是合乎逻辑的。
但仅仅通过加杠杆来扩大政府支出、惠及民生是不够的，还需要积极推进改革来提高惠民生的效率。如中国目前没有坐过飞机或使用过抽水马桶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但农村一定要推广现代化农业，才能提高效率和农民收入。这就需要对延续多年的土地承包制进行改革，推进农村集体用地和宅基地的流转。
因为农业现代化、大农场的模式一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故当前中国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还远远没有定型，唯有通过加大农村和农业改革力度，通过土地流转等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规划好农村宜居环境，让农村人口的生活条件得到根本好转。
此外，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也会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公平有效产生重要影响。如在产能过剩的领域，在竞争性行业，国企究竟是退出还是继续做强做大，能否做强做大，都是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这涉及到国企改革的理念，我的观点是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放在第一位。
如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可以通过税收、缴费，也可以通过出让土地、国有股权分化、国企上缴利润等方式来获得，那为何就不能通过减持国有股权的方式来获得呢?
在存量经济特征越发明显的趋势下，企业集中度提高和亏损比例上升都是大趋势，如2019年随着PPI的走弱，国企占比较高的上游企业盈利减少的概率会增加，故减持或许可以让国资获益更高。
简言之，提高10亿的收入水平和有效需求规模，增强消费能力，一定要靠政府部门增加财政支出规模来推进，两个办法，一是举债加杠杆，二是减持各类资产;而要提高财政支出在民生领域的投入规模和比重，同时还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则必须通过财税、行政体制、国企、农村土地流转等一系列改革来支持。